第三，提倡国民教育，以塑造新国民。教育救国论者不只是关注培养新式人才的精英式教育，而且还积极提倡使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普及教育，希望通过国民教育来塑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国民。戊戌时期，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从力（体）、智、德三方面提高国民素质；庚子以后，严复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并重”的教育观，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强调“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这个主张当时已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教育救国论者关于国民素质教育的基本思想。如有人认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造社会、强国保种的要素。”梁启超则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对此，他从两方面作了论证，就内治而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就外交而言，“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列强——引者注）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显然，梁启超这里所谓的新民，含有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意味。要达到这个目的，根本的途径就是普及教育。时人主张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进行全民普及教育，甚至主张用强迫主义的方式使全体国民人人尽受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子教育的问题被教育救国论者提上议事日程。他们认为，因长期以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流毒的影响，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地接受教育，“学之不明，而千百年来女界乃独罹其黑暗矣。欲救其弊，惟有兴学。”兴女学是为了培养占全体国民半数的女子的国民性格，塑造新型女国民。有人甚至把女子教育提高到“铸造国民母”的高度，认为：“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可见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