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两岁的费罗兹随父母搬到阿拉哈巴德。他小时候非常调皮，在女子学校里，他被看成小怪物；在男子学校里，同样有许多人怕他；在家里，他任意放纵，不受拘束，使他的哥哥姐姐无比烦恼。12岁时，他参加了童子军，与童子军副团长马拉维亚关系日益亲密。
费罗兹虽然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是他对政治却不感兴趣，这可能源于他的家庭影响。但他很快就彻底地转变了。当他16岁时，阿拉哈巴德市国大党委员会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当时，费罗兹正漫不经心地站在人行道边，身靠着自己新买的自行车，与许多人在一起看热闹。疯狂的警察不但殴打了参加示威的群众，还痛打了费罗兹，这次无故遭打激起了他的反抗情绪。虽然他对政治的兴趣发生得较晚，但是，兴趣一旦发生，它很快就强烈得像暴风骤雨一样。那时候，殖民当局不但要求其雇员个人向其效忠，而且强烈谴责他们听任自己的受监护人或家属参与政治性鼓动，家中出现一个独立主义者就会断送全家人的前程。因此费罗兹的转变引起全家人的惶恐，就在他被警察殴打后，他又遭到了家里人的毒打，而且每次他参加国大党的活动后，都会有同样的毒打。费罗兹对此毫不在乎，他越来越深入地投身政治斗争。1930年，他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他入狱后不久，他的母亲就找到了圣雄甘地，请求甘地劝导她的儿子放弃政治，重新开始学业。甘地没有这样做，他温和而又坚定地向费罗兹的母亲指出，她儿子正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她不应拖他的后腿。她谈到儿子的前途，为孩子荒废学业而担心。甘地告诉她，在独立的印度，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他靠用功读书得到多少，而是他自己被捕下狱的次数有多少。甘地评价费罗兹说：“如果能有七个像费罗兹这样的青年，我们就能在七天内赢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