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的国际革命的影响(能与1789年相媲美)才可以解开这样一个强大的、食古不化的结构。”①斯大林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起来是对概念的教条与僵化的理解，奈恩不仅相信国际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性，也承认现实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性。
汤普森也一直致力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集中清算，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更大程度的解放，而不仅仅是实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斯大林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一种教条的、强迫的集体主义，并使得“一些人会放弃社会主义，或不再想积极参与任何为新社会奋斗的活动”①。汤普森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过渡要诉诸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坚持认为，只有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民族性自身的问题，同时他不否定国际主义视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他坚决反对通过国际主义走向民族虚无主义。②此外，吉登斯、安德森等人也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民族维度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③,而且“世界体系显然备受民族国家的主宰”④,所以“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确实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无价值的权力”⑤,这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