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洪渊把“语言文字”视作自己的生命载体和生命器官。在他看来，词语是身体的、器官的、生命的。他的汉语文化诗学萌芽的发生实乃基于个体的生命发育。也正因此，他才做出如此精彩的判断：“那种仅仅是哲学的概念分娩概念，诗学的意象孕育意象，都不过是名词命名名词、动词推动动词、形容词形容形容词的逻辑生殖与想象生殖，一种语言衰退的单性繁殖。……无性的写作和文本是生命残败的写作和文本。”(102)任洪渊的汉语诗性文化哲学，凸显了语言的“主体性”，他说：“人在语言的复写／改写中。一个主语诞生的时刻，也就是所有经典和神圣著作中的语言世界颠覆的时刻。回答‘我’的召唤，从一切以往文献的瓦解里，自由的词语环绕着‘我’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结构、运行的轨道和空间。‘我’召回了属于自己的全部名词、动词、形容词，在语言中改变语言，并且在改变语言中改变人和世界。”(103)任洪渊一直看重萨特的自传，而萨特自传的书名就叫《词语》，凸显了词语的“主体”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