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异议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从根本上说仅仅是由于懒惰吗？当路上呈现出第二个拐弯时，我们这里的智力形式陷入筋疲力尽的状态，拐过弯之后恢复了呼吸，为走得太远寻找借口，以鼓舞人心的话说，“没有教条，生命……”这最初的笔记就足以成为反理性主义的一曲完整美妙的音乐。或者呼吁那种欲望那些为一个人自己所喜欢的安慰和纪念，而没有想到上帝和永恒的，被克尔凯郭尔称为“直接信息”禁果的，只是一种不可信的神，不可知的神吗？然而，即便假定这种不可再生的神学窥视出我们的批评所掩盖的每一个侧面，我们有什么确定的权利谴责犯有这类第二种罪行的追随者吗，甚至要谴责犯有第一种罪行的人吗——除非他是一个处于狂热之中的学生吧？或许他并不比我们有更多的权利，因为我们所有的辩证法都是保罗和改革派的辩证法吗？因为我们的辩证法至少不可能像他的辩证法那样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神学吗？他理智懒惰的惊人事实可能不会导致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考，所有人的思考很快就会达到思考的边界吧？
我们的确无法对于那些谴责——我们的思考是一种求助于逻辑的神圣性来完成的“纯粹的语言游戏”的谴责作出自我辩护，因为我们所说的，即便在文字上是保罗或路德的语言，也不具有神圣的逻辑性：我们所说的不断地破开逻辑的多元性，把一分为二，最终分成一种无限的系统，它带来各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矛盾通过活泼和辛勤的循环往复，在一个只是看似的整体中聚集到一起。任何人，甚至包括保罗最严格的信徒如何能够逃离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呢？《罗马书》不断暗示的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路德几乎在每一页上，连同加尔文（参见《法典》第三部第二卷信仰篇，这里自身便构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海洋）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不用提19世纪的辩证法大师克尔凯郭尔了吧？上帝之语是一把真正的双刃剑：它没有必要翻转过来用另一面切割；但我们之语，甚至我们所谓最终之语——甚至我们说出的“上帝”之语，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都只能是我们说出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