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满足一个人（或那至一者），满足他人，代价是为了他而牺牲掉另一他者。我回答了一个（即他人），但同时我也就错过了对其他他人，对伦理或政治普遍性的责任。对此牺牲我没有任何借口，我无言以对。不管我愿意与否，我对我做出的选择或为了这个而牺牲另一个的做法总是无理可言。我只能沉默不语，把它作为秘密藏在心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使我与这样或那样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人产生联系的理由在根本上是说也说不清楚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极端伦理的牺牲），同样，我每时每刻做下的无数的牺牲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个体是一些他人，一个全然的他者构成了异他性：一个或一些他人，甚至一些场所，动物和语言。你如何能够说得出你为什么这些年来天天只喂养你家里的那只猫，而对世界上其他的猫不闻不问，让它们时常饿死街头？你又怎能说得清楚你恰恰生在这里并操法语而不是其他语言？然而我们如此这般也是在尽我们的义务。绝对的牺牲不是在责任的祭坛上将非责任性的东西作牺牲，它牺牲的是最具命令性的义务（即将我与作为个体的他人在普遍性内联系起来的东西），以之去满足将我们与全然他者联系起来的某种具有绝对命令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