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　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功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作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作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滑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作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作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