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癌症已经转移到了他的肝脏，也谈到了战胜癌症的概率。他说，为了参加儿子里德的高中毕业典礼，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当他告诉我毕业典礼还有四年的时候，我心里一沉。一边是史蒂夫面前即将到来的死亡，一边是我们原定在几分钟后就要敲定的协议，我无法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同时进行。
我下定决心，拒绝了他取消协议的提议。公司的董事会不仅通过了这笔协议，更忍受了我几个月的游说，即便听从了史蒂夫的建议，我也无法跟公司董事会交代原因。现在，距离我们的信息发布还剩下十分钟时间。虽然不知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我很快便意识到，史蒂夫对我而言举足轻重，但他对于这笔协议本身却不是不可或缺的。就这样，我和史蒂夫沉默不语地走回中庭。那天稍晚，我与如兄长般信赖的艾伦·布雷费曼谈话，并把史蒂夫告诉我的事情吐露给了他。他对我的决定表示了支持，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慰藉。那天晚上，我也向薇罗倾吐了心声。薇罗认识史蒂夫的时间比我更早，已有数年之久，对于我刚升任首席执行官后如此意义重大的一天，我们两人并没有举杯欢庆，而是一起潸然泪下。无论史蒂夫怎么对我说，也无论他对这场与癌症的斗争有多么决绝，我们俩都为他的前景而忧心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