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天气非常寒冷，冷得黄河都完全冻住了，使这支造反的队伍得以踏着厚厚的河冰离开陕西，跨入河南地界。河南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个好地方，因为这里灾荒也很严重，更多吃不上饭的灾民加入他们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中来，而当地的地方官，面对如此骇人的十几万大队，能做、或者说敢做的便十分有限了，而且这些地方官也大都拥兵以求自保，避免惹祸上身。于是造反大队最初在中原大地上如鱼得水，像瘟疫一样自由肆虐，所到之处都有大批无家可归的破产农民加入进来，在明王朝统治的心腹地带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大患。如此巨大的动作，如此嚣张的行为，无疑是在崇祯皇帝血红的眼里又揉进一颗沙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崇祯觉得他必须把其他的事情先放一放，重点对付这支给他眼睛里揉沙子的叛乱队伍。因为动荡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飞速，已经进入到大明的内脏部位，必须要进行靶向治疗了。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初，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率领各路集结起的朝廷官军挥师南下，按照崇祯的指示，专门前来平叛。事实证明，不管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张献忠，他们的造反理念就是有一天饭吃算一天，官军打我我就跑，不打我就闹，一旦碰上硬碰硬的战役，就是一击就散的散兵游勇，就看朝廷有没有精力拿出来对付他们了。统一指挥下的平叛官军所向披靡，那看似庞大唬人的造反军很快就被打得溜回了老家陕西，跑到汉中一个峡谷中时，李自成被官军追上了，走投无路的他和他的同志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了，虽然李自成反骨并未减退，但是大丈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换得陈奇瑜的信任，李自成通过贿赂和乞求来大力渲染自己的迫不得已，这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抓起来关一阵，回头出来还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