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絮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