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宗教自由同化为普遍自由，反映了自由主义对中立性的渴望。但这种普遍化倾向并不能永远为宗教自由服务。它把个人偏好与履行义务混为一谈，因而也忽略了宗教自由对受意识约束的自我之困境的特别关切。义务要求这些自我，告诉他们不能选择放弃，甚至于面对有可能产生冲突的各种公民义务，也不能放弃。
但人们会问，为什么国家应该对受意识约束的自我给予特别尊重？部分理由是，对于政府来说，给它的公民之自我限定施加关键性的实践负担，将会比剥夺他们较不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对于他们生活意义的谋划来说，不太关键），会给他们造成更深的挫伤。但是，负担本身并不是特别尊重的充分基础。谋划和承诺的界定范围，可以包括从令人钦佩的和英雄般的谋划与承诺到迷狂般和魔力般的谋划与承诺。确定自我的境况可以展示出团结和品格的深度，也可以展示出偏见和心灵的狭隘。